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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朔:总有一种境遇让你百感交集

  

秦朔:总有一种境遇让你百感交集

  1.

  祥哥是安徽的一个农民工,做建筑装修,20多年了。他有手艺,手艺是大理石装潢。以前做过小包工头。但小包工头挣钱也不容易,被大包工头和大包工头之上的发展商拖欠款是常事,还是靠手艺吃饭稳当,这些年最差年景挣两三万,最好年景挣八九万,哪里有活就去哪里。

  祥哥的妻子也是个农民工,在安徽老家。他们家是电缆之乡,活是有的,只是每天干10到11个小时,非常辛苦。唯一一个儿子在南京一所大学毕业,今年27岁,毕业后“佛系”在家,网上工作。他学设计,在网上卖图片挣钱,一张卖十块钱,后来觉得有版权问题,可能违法,就停了,现在和朋友准备再做点网上生意。

  祥哥的老表也是农民,今年投资17万元养小龙虾,钱是向祥哥等亲戚朋友凑的,祥哥有点担心,产量达不到预期的话,钱还不了。

  祥哥给秦朔朋友圈后台留言,情绪很低沉。我和他通电话问为什么。听下来,一是长期积累的怨气,干这个活很苦,有的项目条件还好,也有不少项目住的地方像“猪圈”,被呼来喝去,还要讨薪。二是祥哥现在南京附近的句容打工,房价这两年涨得厉害,他所在项目的发展商手里有几块地,其中一块转给广东来的一个大发展商,挣了19亿。“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,一年才挣几万块,他一块地就挣19亿!”祥哥心里堵得慌,堵得久了就觉得中国肯定出问题了,不是出问题就是政府出问题,他说你给我们反映反映吧。

  祥哥不是生计无着,他的日子比很多人强。去年中国农民工总量是2.87亿,1.72亿是外出农民工,1.15亿是本地农民工,就像祥哥和他的妻子。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是3485元。祥哥对我说:“你们老家河南的工人条件更差,收入更低。”

  按以前的习惯,我会讴歌农民工的奋斗精神。可是郁郁寡欢的祥哥让我意识到,奋斗者也会累的,长期重复劳动也会累的,虽然建筑工人的收入在增长,但不稳定,房地产不景气的时候就会受影响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对身边的一些事开始心生不平,而这种精神层面的不稳定往往被忽略。像祥哥这样的两三亿人,靠自己养自己,不给政府添麻烦,可是千万不要以为,他们一个月挣3500块钱、吃饱肚子、年终有点结余,就没其他想法了,太平无事了。温饱、小康之后,他们会有新的发展诉求的。

  2.

  祥哥心里最不能平衡的这个19亿的问题,是劳动者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关系问题。《21世纪资本论》里是这么解释的:

  “在可以观察到的300来年左右的数据中,投资回报平均维持在每年4%~5%,而GDP平均每年增长1%~2%。5%的投资回报意味着每14年财富就能翻番,而2%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翻番要35年。在100年的时间里,有资本的人的财富翻了7番,是开始的128倍,而整体经济规模只会比100年前大8倍。虽然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,但是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。”

  祥哥的不平,就是因为最后这句话。不过,我想把这句话倒过来也读一遍,“虽然贫富差距变得非常大,但是有资本和没有资本的人都变得更加富有”。两句话都读,会平衡一点。最怕是均贫,这是可能的,历史上就有这样的年代;最好是均富,纵观全球,北欧、日本做得好一些,但宏观负债率也高;贫富不均是客观存在的,问题是,贫富不均是不是由于机会不公平、规则不公平造成的?同时,即使规则公平,当贫富不均非常严重时,如何平滑,社会也必须有所作为。

  3.

  《21世纪资本论》的数据是西方的情况。在中国,那些基础资产不断升值、同时高杠杆运作的“类金融行业”产生的资本收益,与劳动者工薪收入的差距可能更大。首席经济学家姜超说,在广大老百姓为收入终于不用交个税而沾沾自喜的时候,却不知道在地产行业,比如港股打工皇帝恒大总裁的年薪高达2.8亿,一年可以实现3个“小目标”。

  姜超还断言,在过去的10多年,选择什么作为职业可能并不重要,但是有没有买房却是至关重要,买了房的就是人生赢家,没有买房的就是输家。有的人工作并不出色,但就是买房早、敢于加杠杆,就早早地实现了财务自由。而有的人努力工作,就是没有及时买房,到后来就再也上不了车。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货币超发,从2007年到2017年货币总量翻了整整5倍以上,经济的实际总产出差不多只翻了一倍,钱发的太多就不值钱了,“货币超发的结果其实是在奖励举债、打击储蓄,奖励投机倒把、打击努力工作”。

  “别听他的,他一直唱空房地产,自己不买房!如果不是从1988年开始住房制度改革,让住房成为经济新增长点,中国这20年怎么增长?城市面貌怎么更新?居住条件怎么改善?”一位买了不少房的经济学家曾对我说。

  我没有求证过姜超买不买房,但我同意他的观点,就是靠劳动收入远远跟不上房价上涨,而这种背离的负面影响正越来越大。不过,这不是简单的货币超发问题。同样的货币供给水平,为什么有的城市疯涨,有的不怎么涨,有的甚至还在下跌?和城市本身的吸引力、土地供应量、居民收入水平和投资渠道等等都有关系。当然,一个地方如果短期内大量“供水”,无论是通过居民加杠杆,还是通过棚户区的货币化安置,都会刺激房价快速上涨,但如果后续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跟不上,房价猛涨一下,透支了,很久都会缓不过气。

  4.

  

  我有个同学在西部某省会城市工作,他有次到上海,问我上海房价有没有泡沫。我说泡沫都是破了之后才知道的,我觉得上海强大的城市功能和高收入者的集聚对房价还是有支撑的,比如这么多金融市场都聚集在这里。他突然说:“那把上海证券交易所搬到我们西部,把深圳证券交易所搬到东北行不行?不就实现西部和东北振兴了吗?”我解释了很久是不能搬的,但我也第一次意识到,如果地域差异过大,矛盾也会潜滋暗长,激发浮想联翩。

  中国很多要素市场的配置,不像华尔街,那个1792年5月17日由20多个经纪人在梧桐树下形成的交易场所,是自发的、慢慢长起来的。在中国,政府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,给谁谁就有发展机会。当然,不是乱给,是要有基础条件和地理条件的。但回顾四十年,那些拥有优惠政策的试点地区成功后,是不是应该更快向全国推广,使政策普惠化?“特”区的一些特殊政策是不是就要一直特下去?值得思考。否则,就像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一样,有些地方劳动属性高,这里的人一千块一千块地挣,有些地方金融属性高,这里的人一万块一万块地挣,而人的能力和付出真有那么大差异吗?这种情况是一直固化、加剧,还是在未来某个时候缓解?如果不缓解,对不同地域的人的获得感又有何影响?

  姜超的老师李迅雷说,过去10多年银行涉及房地产的资产都成为好资产,未来10年一定不会是过去10年的延续。“有人设想这样一个理想过程:今后若房价维持稳定,但货币仍在增加,居民的收入仍在增长,那么,目前过高的房价,将以时间换空间,若干年后自然是合理了。但我认为,只要市场存在下去,就必然会有波动。作为投资者,都有预期回报率,如果未来房价走L型,谁还愿意贷款加杠杆购房呢?如果是房产持有者,在开征房产税的情况下,其中有多少人愿意长期持有不涨并需要纳税的资产呢?”

  预测房地产“繁荣的顶点”很难,李迅雷说,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流动人口的净流出,货币增速也大幅下降,今后经济继续减速应该没有悬念,因此经济大环境并不支持高房价,尤其是那些人口在流出的三四线城市。“股市越下跌,离底部就越近。如今,房价涨幅越大,持续上涨时间越长,则离繁荣的顶部也就越近了。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增长轨迹,前期靠引进外资和出口导向,后期靠房地产和土地财政。但如果继续依赖于房地产和土地财政,则危机就难以避免。”

  5.

  说到这里,大家可以想象一种情景:你站在房子中央,四周和头顶投射出几种不同的财富镜像:

  • “杠杆+高回报+几乎无风险”是你买了房子的镜像;

  • “剔除通胀后的低回报甚至负回报”是你储蓄的镜像;

  • “短期可能高回报+长期大概率亏损”是你炒股的镜像;

  • “短期可能较高回报+中短期亏损甚至血本无归”是你参与庞氏集资的镜像。

  • “短期普遍的高回报想象+绝大多数人颗粒无收”是你介入ICO等币圈的镜像。

  中国的金融市场、资本市场不成熟,投资者也不成熟,大量实体经济和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水平不高,多数行业劳动者收入增长偏低……,可我们却把好不容易赚的钱投到这些“镜像”里,最后,聪明而满意的是少数,不满意的是多数。如果镜像膨胀,大家就兴奋,镜像收缩,大家就悲愤,开骂的对象也越来越多。明明知道上市公司总体质量和诚信度存在问题,真正过硬的好公司不是那么多,不配那么高的市盈率,但镜像一收缩,我们就开始骂。就像家里蒸馒头,谁也不会放太多发酵粉,怎么一到股市,就只希望膨胀呢?

  砖头是一块块看得见的,硬邦邦的;股票连纸都没有一张,看不见的;有的P2P连人也看不见了。看得见的东西是贵一点便宜一点的问题,看不见的最可怕,因为会造假。商品造假可怕,金融商品造假更可怕。当然,大多数金融商品最后兑现不了,不是故意骗,是它的投资远远达不到预期。我有不止一个亲戚参与了民间集资,10万20万不见了,我也帮着找关系,看法院能不能立案,人家说:“你到底想抓人还是要钱,抓了人可能一点钱也没了,不抓将来兴许还能回来一点。”

  这里要回到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,为什么实体的、贸易的、零售等经济活动很难挣钱,诱使一些实体企业也不安心主业,甚至抽走流动资金炒资产?随便数一数吧:

  • 带有一定垄断性的赚钱行业进不去,政府投资或政府采购的旱涝保收的项目拿不到,导致竞争性行业过度竞争;

  • 税费负担重,各种不当干预多;

  • 经营成本不断上升,包括土地租金、劳动力、环保、资金;

  • 所在行业的集中度在提高,互联网赢家通吃的效应在加强,“冠军”“龙头”的效益上去了,线下小而散、竞争力不强的传统产业注定备受冲击;

  • 金融支持不够,很多中小微企业并没有投机,老老实实在经营,一时困难,帮扶一下就能过去,但金融机构不愿意。还是习惯性地依赖国企和地方政府平台,因为不会犯政治错误;

  • 居民收入增长有限,再加上房贷压力大,纵有消费意愿但没那么大能力,特别是面对医疗教育养老一大堆不确定性因素,手里总得留点钱吧,年轻“月光族”花了不少“消费信贷”已经够努力了;

  • 很多政府官员的心思都在高大上的独角兽上,觉得一般中小微的问题就让市场自发解决吧;

  • 企业自身的素质没有提高,产品更新及换代不够,性价比不高,等等。

  中国实体经济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洗礼,痛苦是免不了的,僵尸企业的消亡也是免不了的。但大量企业是暂时遇到困难,从政府到社会方方面面应该进一步重视。经济是要靠信心的,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,信心一失就是通缩的开始。不能再走过去那种资产膨胀、信贷膨胀、负债膨胀的道路了,但稳人心、注信心、避免系统性冲击、构筑更强健的底层安全网,是必要的,应该的。

  6.

  现在再回到你站在中央的那间房子。有没有一种可能,在你站立的地方,好好向下挖掘,做深做透,慎终如始,就能挖出宝藏,赢得财富?!

  发展实体经济,进行生产性创新,需要踏踏实实、兢兢业业的实体心态。实体心态就是以实体为本,在实体中创造价值,而不指望靠财富的镜像去博弈。

  一场中兴风波让我们知道了自己在高技术方面有几斤几两,知道了很多事情靠吹自己多么厉害、多么有钱是没有用的,搞不定的。几年前,大陆搞半导体的某集团董事长到台湾,挖角、并购、抢单,说5年超过“联发科”,还建议大陆官方让台湾赶快开放集成电路设计产业,否则禁止台湾品牌制品在大陆销售。此言一出,曾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李家同说,这种想法极为荒唐丢脸,“无法和我们竞争,只好采用这样的手段,那你怎么不去要求俄罗斯将战斗机引擎制造及设计技术全部转移?”

  最近,李家同写了一篇文章《两岸半导体发展启示录》。他说两岸原来都没有任何半导体工业,都从引进半导体制造技术着手,台湾引进的是RCA的技术,大陆引进的是NEC的技术,NEC的技术其实比RCA要先进,引进以后大陆的产品相当不错,可是他们轻忽了去深入钻研这些技术的关键know how及know why,半导体的制造过程是相当复杂深奥的,牵涉到数百多道工业上不同的过程,每一个过程都相当精密,而且相互牵连影响。

  “比方说这个过程牵涉到某一个回火作用中的气体,于是你就必须要知道气体的温度、浓度、压力等,只要一点点差错,所做出来的芯片就会有问题。大陆的工程师当时知道每一个过程所牵涉到的参数,可能是他们往往没有仔细地去研究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的温度、浓度和压力等,我们可以说他们不够用功,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公司是国营公司,所以他们的工程师不太紧张,反正似乎一切顺利,而且在当时生产得不错就可以了。台湾的工程师知道不能一辈子靠我们引进的技术,当年被派到美国去学习的工程师,都是非常认真的人,所以他们的态度使得台湾的工程师一直相当有危机感,也相当地认真实在,设法去了解半导体制程各种细节的来龙去脉,也就是因为对半导体的了解越来越好,我们就有了自己的技术。”

  李家同说,最近大陆的年轻人看到致富的管道很多又新奇,非常希望能尽快发财,可是半导体技术是相当难的技术,需要长期地聚焦钻研,但很聪明的年轻人发现,追随马云的脚步比较没有那么慢,才会有机会爆发,所以大陆真正肯下功夫在半导体制程上的年轻人并不多。“我们这里没有马云,确实是一件祸福难断的事例。大陆现在非常肯花大量的钱来做研究,而且也都有一些成果,只是他们不该有过分夸耀自己的习惯,因为谦虚地学与问,且长期聚焦专注是成功不二法门。”

  我们的经济增长快,赚钱门道多,但增长的“质”才是最后的关键因素。亮剑,不是亮你有多少“福布斯富豪”,是看你在被人家卡脖子时能不能亮得出力量。那种“你不给我技术就禁止你来销售”恰恰是技术虚弱又不肯钻研、还想一鸣惊人的表现。

  7.

  最后再说一下金融支持问题。在去杠杆、挤泡沫、互联网金融整顿、资管新规等背景下,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事实上是在加剧,就连一些有实力的上市民企的债券发行最近也极为困难。在某种意义上,它们也在做出牺牲。

  在正规金融特别是银行金融提供不了服务的地方,新兴金融崛起了,互联网金融崛起了,其中存在问题,需要整治,但不能否认它们的作用和必要性。新兴金融会永远存在下去,不在地上就在地下。“一刀切”是不行的。

  央行国际司的鲍永东先生曾在拉丁美洲做过5年小贷,他告诉我,像玻利维亚的阳光银行及秘鲁的信念金融小贷公司等1000余家小贷金融机构,40多年来孜孜不倦地为拉美贫困人口奉献金融服务,沿着商业可持续道路,向2亿多贫困人口提供平均每笔都在3000美元上下的小额信贷。拉美的小贷获得了全世界普惠金融业界的称赞,亦成为哈佛大学讲授普惠金融的典范。

  按官方口径,中国的小额信贷始于2008年,据说近年来生意普遍不好,因为经济下行,“而中国高尚的金融界对惠及贫民的小贷业务则普遍侧目而视,认为风险大,成本高,信誉差,回收难,基本上不可行”。但为什么在拉美这么贫穷的地方,小贷业务能健康发展?“走在广袤的拉丁美洲土地上,每当人们知道你是从事帮助穷人的小贷公司人员,大家都十分崇敬,纷纷称赞你是‘上帝派到人间来,专门帮助穷人的天使’。”中国现在也有了类似实践,比如中和农信,平均贷款额在1.8万元,在280多个贫困县默默帮助社会最底层的人们,使他们经济翻身,逐渐获得做人的尊严。

  我约鲍永东给秦朔朋友圈写文章介绍这些事情。普惠发展,是今天中国的一个重要命题。我们在很多大项目和援助项目上投入很大,我们也应该在普惠金融上有更大的推动力和包容度,因为关乎底层千千万万人的命运。

  金融不只是财富镜像,它也可以成为推动实体发展的健康积极力量。但是,需要金融人真的沉下去,真的用心,帮助解决实际问题。而不是只考虑钱生钱的资金游戏。

  作为一个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者,我有机会和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保持着密切联系,也常去调研。我对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前景充满信心。但在这篇文章里,从祥哥给我的留言开始,我写了经济的另一面,也希望不同状况的朋友们给秦朔朋友圈留言,介绍你们的生活和道路。关于劳动者,关于普惠,关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,关于实体,关于金融,关于行进中的中国的进步和矛盾。

  1999年南方一张报纸的新年献词的题目是《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》,快20年了,我们的GDP增长了很多倍,但也总有一种境遇让你百感交集。它和周期性、结构性、体制性、素质性等多种因素相关,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,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。

  “我们自古以来,就有埋头苦干的人,有拼命硬干的人”,看到希望也看到问题,看到问题也看到希望,也许你会泪流满面,也许你会咬紧牙关,但你一定会对身边的每一个普通人、劳动者多一些善意,多一些理解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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